对不同融资合同代理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以往对不同融资合同代理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为我们降低融资合同代理成本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1）给予经营管理者相当大的股权份额。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让管理者持有公司一定比例的股份，有利于鼓励管理者努力工作，是降低代理成本的有效措施。但我国期权制度的实施，除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和股市效率障碍外，还存在期权给谁、给多少、国有企业代理主管部门制定标准等困难，难以保证从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客观、公正地制定股票期权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借鉴经理股票期权的思路和方式，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等因素，设计出既能保证现阶段的适用性，又能保证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与国际接轨后能够顺利过度管理股票期权方案，使经营管理者持有一定的股权份额。

 

（2）建立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由于国有股作为最大股东的“代理链”太长，或“所有者缺席”，导致产权模糊，企业经营者利用产权不明确的“资源”形成强大的内部控制。此外，由于银行自身产权不清，银行经营者没有动力对企业进行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家通过银行向企业注入资金，企业严重缺乏自动履行债务的机制。我国《破产法》也没有严格执行，很难发生控制权的转移。因此，建立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是降低我国融资契约代理成本的重要举措。建立偿债保障机制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破产机制，因为通过实施破产机制实现控制权的转移，可以有效加强自动偿债机制，在偿债危机中保护债权，降低代理成本。破产机制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有效作用：（1）破产应影响企业经营者的货币和非货币收入；（2）当企业处于破产边缘，债权人重组重建时，企业的控制权必须从股东和经营经理转移给债权人。

 

（3）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在建立有效偿债保障机制的条件下，企业债券市场为企业利用债务融资激励机制提供了条件。随着中国股市和国债市场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快速扩张，企业债券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甚至急剧萎缩或徘徊，导致债券市场内部结构不平衡。因此，大力发展中国企业债券市场，为企业通过提高债务融资比例建立合理的融资结构提供条件。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和政府政策有利于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银行利率下降，债券利率相应降低，企业债券融资成本低；其次，债转股实施后，企业整体资产负债率下降，扩大了企业债券发行空间。目前，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至少应做好以下工作：（1）调整企业债券品种结构，增加债券的流动性和可转换性；（2）不断完善企业债券市场结构体系；（3）加强市场中介机构培育，建立完善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4）政府减少行政干预，支持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4）培养机构投资者，创造机构投资者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中国以国有股为第一大股的上市公司缺乏个性化主体，由无风险承受能力的代理商代表。另一方面，由于搭便车效应，个人投资者缺乏对经营者的直接监督。开发机构投资者可部分填补国有股缺位的困境，从更深层次完善公司治理，降低代理成本。然而，我国机构投资者发展滞后，与西方大国相差甚远。截至1999年12月底，上海个人投资者持股3672.80亿元，占总市值的89.32%，而机构投资者持股438.96亿元，仅占10.68%.因此，要加强机构投资者的培育。然而，机构投资者的有效实现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要使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发挥作用，还必须采取以下配套措施：（1）增加流通股比例，促进股权结构的合理优化，为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创造条件；（2）制度创新，完善现行制度缺陷，鼓励机构投资者和公司制造前瞻性的正确信息；（3）机构投资者不是经济人，不完全理性，机构投资者的行为方向并不总是机构股东或所有基金持有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有必要对机构投资者经理内部人员进行激励和约束，否则会增加另一种代理成本。

 

（5）加强银行对企业的监控。斯蒂格里茨茨茨（Stiglitz，1997年）根据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教训，认为金融体系不完善、信息不完整、金融自由化程度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实施金融约束政策（Financial restraint policies），充分发挥银行的信息和监管优势。在中国资本市场运行不规范、经理市场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加强对企业的监控，降低各种代理成本具有现实意义。然而，银行对企业监控的有效作用是基于银行必须有能力，特别是基于动机。因此，银行业改革和金融体系创新主要包括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各级银行代理的监督激励、金融监管体系的创新。

 

（6）加强管理者行为的市场约束机制。在外部市场中，对代理人的激励最重要的是经理市场的竞争激励。资本市场和合并市场的激励作用应通过经理市场的直接激励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因此，充分竞争的经理市场是一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使委托人与代理人在两权分离条件下的激励不相容。因此，在大力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同时，也必须加强管理市场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