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不能忽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中国大学不能忽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以中国现实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进行了有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然而，这些成就尚未系统地引入中国大学的教学。目前，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高级）由中国大学经济学院系开设、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等都是进口产品，中国经济学（本文主要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在大学教学中的地位也有下降趋势，一些大学经济系甚至取消了这方面的教学。一些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多年的教师也改变了职业，从事西方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经济真正走向世界，符合国际标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因此，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是无国界的，对中国也是普遍的。没有必要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大学开设中国经济学。作者对此深感担忧。在我看来，为了满足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需要，我们不仅要吸引进口产品，加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还要坚持和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

 

与自然科学不同，任何经济理论或经济学都是对特定、特定、历史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总结和总结，并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经济。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社会经济体系和历史文化的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总结和总结，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国的实际经济体系、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不同，无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完全相同。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研究和总结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特别是总结和总结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建立中国经济理论体系，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在历史发展的纵向和不同国家的横向上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规律。因此，我可以使用西方经济学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及其分析方法。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学应该开设西方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要真正为我所用，就必须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进行消化吸收，融入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外国理论只能作为肥料使用，中国经济学只有根植于中国土壤，才能茁壮成长。因为如上所述，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严重错位于西方经济理论假设的前提下。脱离文化、历史、制度、民族心理背景的理论转移，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事实上，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经济理论。来自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主义、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理论都服务于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现实中，“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难题，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呼唤”（注：谷书堂、刘占军：“21世纪中国经济学重建”、“中国经济学走向何方”（余光远、董辅r）éng＠①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注：黄泰岩：《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五期。）

 

说到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有些人总是以传统经济学严重脱离现实、学习无用、不系统为由否认，这也不现实。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实践的推进、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苦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不断改革和完善，特别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创新。中国高校编写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蒋学模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在内容和制度上都有很大的创新，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教科书完全不同（但这些教科书没有被大学广泛使用，因为大学在这方面没有统一的教学要求和大纲）。当然，中国经济学也面临着巨大的改革任务，尤其是要建立一个科学完善的中国经济理论体系，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取消这方面的教学，等到统一完善的体系建立后再开设这门课。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不能与中国经济学的指导分开，中国应用经济学的改革发展也迫切需要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指导，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和社会问题分析研究水平，识别是非曲直能力的培养更需要中国经济学。因此，我国高校必须重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始终坚持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不断吸收教学实践中的新研究成果，不断完善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内容体系，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