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资本成本约束的根源

 

追根溯源，中国最初的财务管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从原苏联引进的。其基本内容是将财务作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客观货币关系纳入财政体系。 1963年以后，中国金融理论界打破了苏联原有的金融理论框架，用“企业资本运动论”取代了“货币关系论”，然后提出了“价值分配论”、“财富事务与生产关系论”。改革开放后，提出了“财务职能论”、“本金投入与收益论”、“所有者-经营者财务论”等。但财务一直是大财政格局下的附属学科。学术界普遍认为，金融管理分为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两个层次，将微观金融纳入国家宏观金融体系，用金融职能取代金融职能。特别是认为企业微观金融的本质是“资本运动”，体现了企业与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其中，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对于资金自由分配、使用与利润上缴的关系，企业根本没有融资管理问题。相应地，财政在整个社会资金分配中发挥着中心作用，成为国有经济的总会计办公室，在资本积累和投资中形成了国有经济独特的“统一收支”制度。长期财政拨款造成的“政企不分”的“二元经济结构”，使企业过于依赖财政，导致企业责任不明确，效益低下。企业不需要也不可能考虑资本的机会成本和收益率。当然，此时根本没有资本成本的概念。

 

事实上，现代资本市场与现代金融管理理论（包括资本成本概念）密切相关，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整合。十多年前，资本市场被引入中国，而现代金融管理理论并没有取代中国出生和增长的金融理论。这可能不仅是语言翻译的问题，也是中国金融管理理论选择的一种无助。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代金融管理理论缺乏必要的历史遗产，忽视了“带来主义”的参考，导致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有些缓慢。

 

可以看出，中国资本市场功能异常的根源在于财务管理理论转型的内在缺陷。在赶超资本市场体系的安排下，迅速建立了中国证券市场，实现了银行主导融资体系在传统硬约束的低端信贷条件下向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软约束的高端信贷开放资本市场融资体系的快速转变。然而，正是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化导致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功能缺陷，导致了政府主导的外部制度安排与资本市场和金融概念发展内生规律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导致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