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国经济学理论基础

 

中国的特殊阶段和中国经济学的对象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应该以中国为基础，放眼世界，积极学习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经济学需要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学应该根植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中，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和现代所有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利用中国文化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学脱离了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文化背景、概念习俗、历史路径等，它就会失去活力。

 

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更不用说马克思揭示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规律了，即使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独特范畴和规律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活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应该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中国理论经济学应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己任，以历史辩证的逻辑考察当今中国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逐步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例如，社会主义初级理论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起点和基础；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了中国经济学的主线；社会主义初级基本经济体系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科教兴国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构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基石。

 

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它不仅经过了实践的考验，而且对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维逻辑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了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体系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成分，特别是方法论的优势，更值得借鉴。

 

这里的关键和难点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融入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体系。我认为我们应该处理好这两种关系。一是引进与创新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经典研究，与中国的国情分离。结果，我支付了很多“学费”，并没有完全理解它。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也出现了“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现象。我国国有企业制度转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能说与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简单移植无关。因此，无论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要打破教条主义，消化吸收，结合中国现实进行创新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存在许多矛盾，但在许多方面是互补和统一的。以前者为主要基础，吸收后者的有用成分可以更好地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实现两者的互补性，有利于解决和分析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要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如果基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三个要素理论，承认物化劳动或生产数据也创造了价值和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将被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将被删除。因此，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但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价格研究，其平衡价格理论和边际效用理论在解释和解释现实方面有其合理的组成部分，可供参考。另一个例子是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的研究，基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可以揭示两极分化的本质和深层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制度措施；借鉴西方经济学（如基尼系数）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可以从数量上证明。